（王书亚）我们中间隔断的墙：电影《高度设防地带》

看这部西班牙电影，忽然对当年詹姆逊说第三世界的文本都是民族寓言，有些新的想法。电影是在墨西哥拍的，和我们一样，那里的中产阶级，开始聚居在城外具有 某种封闭性的小区里。所谓小区，也不小，已类似于一座城邦。如广州的碧桂园。就算小，也五腑俱全。医院、学校、影院，各种类似于市政的系统。在电影里，还 有教堂和墓地。
　　　　其实到底是城邦，还是小区，有点难说。如果你买了一块足够大的地，有房产，有街道，有公共设施，住户们签下公约，修一道墙围起来，拉上电网。那么警察进来，要不要搜查证呢？住户们推选一位负责人，是叫主任呢，还是市长呢。
　　　　单从产权理论说，一百平米是私人产业，一千亩也是私人产业。若这一千亩都是一家人的，外头立块牌子，警察就不能进来。一千亩上若有几千户 人，理论上也是一样，所以小区门口大多写着，“私人物业，非请勿进”。但人一多了，就不可避免公共性，每家人都有亲朋来往。从住户利益来说，放弃部分的财 产权利，来换取公共性，也就是我花钱买地，随便你踩；一般而言也是划得来的。
　　　　每家人对小区公共用地和设施都享有权益，只要有一家人不同意向业主以外的人彻底封闭，小区的公共性就不可消除。因为对私有财产，必须适 用契约的一致同意原则，而非公法上的多数票原则。但在法律上，小区始终是私人产权，假设住户一致同意，他们能够“宣布独立”，成为一个微型的“城邦共和国 ”吗？在城门口设立守卫，没有搜查证，政府无权进入，就像无权进入普通的私人住宅一样。
　　　　我倾向于认为这在宪法上是成立的。只是你需要坐下来，和政府谈各种公共设施的价格。政府用技术性的理由，就能使这个城邦共和国的乌托邦，因交易成本太高而落空。只是政府不能说，我不准你们这样。
　　　　中产阶级小区的兴起，其实在私法与公法、私人自治与国家政治之间，创造了一个微妙的地带。不过这部得到威尼斯新锐导演奖的片子，并不把焦点放在这里，而是说，促使一群富人们，用高墙电网把自己封闭起来的世代，是一个什么世代？
　　　　这是一个充满了先知咒诅气息的寓言。它夸大了小区的封闭性，假设一座完全隔绝起来的城邦。住户都是上层的中产阶级，他们签下盟约，从政府 那里取得自治权，也就是政府必须视这座小区为一项完整的私人财产，非经正当程序，不得入内。围墙内的幸福生活，与墨西哥城的贫穷凌乱，实在是两个世界。只 是一天夜里，狂风吹倒了广告牌，砸在围墙上，几个穷小子爬进这座香格里拉，入室抢劫，杀死了一位老妇。
　　　　几声枪响，外面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住户们召集议会，决定不报警，自己找出藏匿在小区内的最后一个劫匪。因为和政府的协议中说，一旦发生 刑事案件，政府将取消小区的自治地位。一个警察想尽办法进来，调查真相。孩子们兴奋地流传着关于劫匪的说法。结果一个孩子16岁生日这天，在地窖中发现了 那个和他一样大的少年。
　　　　他问父亲，为什么不告诉警方。父亲说，年轻时候哥哥被杀死，警方腐败，他指证的疑犯被放走，并得知他的地址，跑来打断了他的肋骨。这就 和97年前的香港电影一样，所谓“警察靠得住，母猪也会上树”。这些富人们，对政府和穷人都怀着深刻的恐惧感，他们在另一条路上越走越远，以少数服从多数 的理由，闯入议会反对派的家里，收走电话和手机；并试图贿赂警方，不惜代价维持这个中产阶级的乌托邦。
　　　　主办警察是个有意思的角色，他先拒绝了贿赂，因他觉得受到侮辱。直到最后，他的上司进入小区谈判，赤裸裸地索贿。那个藏匿的少年追在警 车后面。他却最终将他遗弃在了这座“高尚社区”。大门外，少年的母亲等在那里，指控他“卖我的儿子得了多少钱 ”？这位曾渴慕正义的警察，实在羞耻难当，就因羞成怒，下车疯狂殴打老妇。
　　　　一群中产阶级男人，持枪追逐少年小偷的镜头，是电影中真正令人羞耻的、关于这世界的一个寓言。甚至比他们在小区街头，动用私刑，最后将这位少年群殴致死的一幕更令人哀伤。
　　　　私法和公法，两个世界，两个梦想，都弃绝了这个小偷。那个16岁少年，离开小区，带走了他在地窖认识的朋友的尸体。他母亲翻看纸牌，对丈夫说，我们都要下地狱的。
　　　　导演说，从真正的意义上讲，墨西哥是没有法律的。你遇见麻烦，还是要自己想法搞定。他说，电影期望关注贫富分化、权力腐败在人群中造成的阻隔。
　　　　但这不是一个墨西哥的民族寓言。而是关于这世代的普遍的寓言。
　　　　其实好的电影都是寓言。有两种历史观，一种是资治通鉴，意思是历史本身没有意义，记录历史的意义是提供前车之鉴。另一种是希伯来人的历史 观，历史是一个高于历史的意志的展开。因此记录历史的意义，不是记录人的行为，而是记录透过人类行为得以展现的上帝的作为。换言之，在希伯来人的观念里， 一切历史、一切故事，在本质上就是一个寓言。
　　　　而寓言的意思，差不多就等于预言。在圣经中，当真实的历史具有寓言和预言的双重含义时，就称之为“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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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在后一种观念里，对一个虚构故事的最高评价，就是接近于一个寓言。
　　　　寓言一定是普遍的，而不是民族的。换言之，“民族寓言”在本质上是反寓言的。民族寓言的意思，和电影中的小区一样，是人群中一道隔断的 墙。民族寓言的实质，就是一座巨大的男根崇拜。这就是所谓“第三世界文本”与经典本文的差异。它们一个是民族寓言，一个是历史寓言。或者说，一个是对寓言 的模仿，一个是寓言本身。
　　　　这也是我们的奥运开幕式，和多数开幕式的差别。我们最强烈的叙述冲动，始终是关乎民族寓言的；我们对关乎族群的男根崇拜之外的叙述，永 远缺乏激情。我们中间，也有隔断的墙。贫富的，官民的，内外的。但我们的墙主要是人墙。在那个晚上，我们看见的阵仗，无论多么陆离，本质上还是人墙。换句 话说，对一个民族寓言的叙述，越是浩大，越证明你还是第三世界。
　　　　我想这里的小区，其实比墨西哥的更气派。在这世代，我们写不出真正的寓言，我们相互设防，在宏大的叙事中仍然是彼此的人墙。
　　　　
　　　　
　　　　
　　　　2008-8-14


（王书亚）我们中间隔断的墙：电影《高度设防地带》

王怡：灰烬中的钻石

原文出处：
王怡：灰烬中的钻石：电影《卡廷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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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岁的瓦伊达，是比基耶夫洛夫斯基更伟大的波兰导演。奥斯卡在2000年把终生荣誉奖给了他。柏林电影节拖到2006年，也向他颁出终生成 就奖。谁又料想，他的风烛残年，还能拍出恢宏史诗呢。尽管今年的金熊和奥斯卡都舍不得再把荣誉给他。但在我眼里，《卡廷森林》无疑是近十年最伟大的电影。
　　
　　伟大到令我手足无措的地步。无论钻石还是灰烬，都超出我的写作能力，并叫我的词语山穷水尽。开头只十分钟，一个镜头，一句对白，已让灵魂起伏 不已。1939年，苏联配合纳粹，入侵波兰，将两万多名被俘的波兰军官押入集中营。妻子在教堂的临时抢救点寻找丈夫。一位神父跪在尸体之间。她女儿喊道， 那是爸爸的军装。妻子跑过去，掀开盖在头上的大衣，下面却是一具被毁坏了的、戴着荆棘冠冕的耶稣像。那一刻，我和她同时被震骇。神父伸手，轻轻将耶稣像重 新盖上。
　　
　　这突如其来的一幕，为电影奠定了一种令人战兢的崇高感。1989年之后，瓦伊达和波兰人民等了将近20年，来描述这个曾被谎言遮盖了50年的 惨案。但在瓦伊达这里，苦难是这样被描述的。那一场苦难中，最深沉的真相，不是我们被苏联人屠杀，而是基督被人类重新钉上了十字架。
　　
　　当妻子跨越大半个波兰，在波兰军官团被押送之前，找到她的丈夫，波兰最年轻的骑兵上尉。她劝他逃走，丈夫拒绝了。妻子绝望地说，你曾以上帝的名义说出誓言，与我联合，成为一体，直到死亡将我们分开。上尉说，可我对波兰也有誓言，我无法背弃军人的使命。
　　
　　史诗的伟大，在于它依靠的不是悬念。因为你一开头就知道他们的结局。但这部电影的重心，是每个人的定意与抉择。《旧约》说，人的灵魂是上帝的 形像。《新约》解释说，这形像就是“真理的仁义和圣洁”。至于灵魂的内涵，康德的三分法是一个被普遍接受的理论，就是情感、思想和意志。当人的意志顺服真 理时，人就胜过处境，葆有了他的尊严。
　　
　　上尉的父亲是大学教授，当纳粹召集教授集合时，妻子也劝他不要去。父亲和儿子一样，说我一定要去，要让德国人知道我们是站在一起的。1943 年，德国人发现了卡廷森林的万人坑，全体波兰军官在1940年4月，逐一被手枪近距离从后脑勺枪杀，纳粹的纪录片说，“这是典型的苏联克格勃的手法”。希 特勒向被杀害的波兰将军夫人颁发了勋章，要录下她宣读的声明，向全国广播。镜头在将军夫人的脸上几乎停顿了几十秒，纳粹威胁说，不然送你的女儿去奥斯维 辛。她轻轻推开那份声明，走出房门，晕倒在街上。
　　
　　二战结束后，波兰被苏共控制。苏联重新制作了纪录片，声称1941年纳粹占领卡廷后，屠杀了波兰战俘。近距离从后脑勺射击，“这是典型的德国 党卫队的手法”。高音喇叭说，每一具埋在卡廷的尸体，都在控诉着帝国主义的罪恶。从此，波兰人被迫活在一个巨大和高压的谎言里。卡廷，成为良心的试金石。 一位高中毕业生在申请大学的简历里说，父亲1940年被苏联杀死。老师叫他改掉。可是，要在父亲的死上说谎，是我读大学的条件吗——是的，我们要重建波 兰，如果连你们也被杀了，波兰的未来在哪里呢。
　　
　　善恶的区别永远最简单，谎言的自我辩护都极其复杂。可爱的孩子只说了一句话，“一个人一生只有一份简历”。老师交换意见，感叹说，你对卡廷事件的态度，决定了你对波兰人民的忠诚。二十分钟后，这位年轻人死在街头。
　　
　　一位姐姐，为上尉飞行员的弟弟定制了墓碑。上面写着，“1940年死于卡廷”。她以散播谣言的罪名被捕。之前她和弟媳讨论入党的事。她说，你决定入党，在新世界找到了位置，但我仍然在弟弟的世界里。如果我必须选择，我选择和他在一起。
　　
　　那你选择了死亡——不，我选择被害者一边，而不是杀人犯一边。
　　
　　电影中，四位军官的亲友们，都在艰难的生活中做出不同的选择。那位骑兵上尉在最后一批枪杀中，顶替了他的朋友。这位死里逃生的朋友，选择了沉 默，在波共政权下升为上校。他与那位将军夫人有一次对话，讲述自己忍辱负重的理由。夫人一针见血地说，也许你的想法和他们不同，但你的做法是一样的。你想 法不同又有什么用呢。
　　
　　这话的意思，是一个绝对的善恶标准，在我们的意志之上。是非之心，也刻在人的心上。上校最终吞抢自杀了。就如瓦伊达50年前打破沉默的名作《灰烬与钻石》，选择顺服，就是选择灰烬中的钻石；选择悖逆，就是选择埋藏钻石的灰烬。
　　
　　卡廷惨案，使波兰在二战后落入彻底的荒谬。但如那位妻子所说的，只有死亡才能将一个誓言分开。意思是说，苦难和谎言都没有这个能力。哪怕苦难再大，哪怕谎言重复一千遍，或重复了50年。
　　
　　因为活在谎言中，根本就不是活着。
　　
　　1991年12月23日，戈尔巴乔夫移交政权时，邀请叶利钦共同阅读了总统密档第一卷。他在回忆录中说，“当时我头发都竖起了”。密档有三份 文件，即1940年3月5日贝利亚给斯大林的报告，及斯大林等签署的命令，同意秘密处决波兰战俘共25700人。命令中说“审案时，不传唤囚犯、不提起公 诉、不出示侦查终结书和判决书”。另一份是1959年3月3日，克格勃首脑给赫鲁晓夫的报告，统计卡廷屠杀的总人数为21857人，并建议“销毁全部档案 ”。
　　
　　1992年10月14日，叶利钦遣特使，去华沙，将三份密档的副本转交给了波兰总统瓦文萨，结束了维持半个世纪的谎言。
　　
　　被推土机埋在卡廷森林的军官中，也有瓦依达的父亲。没拍这部影片之前，他的电影世界始终是残缺的。50多年来，瓦依达用各种寓言讲述一个苦难的波兰，直到他拍出这一段、不能不拍的历史的灰烬。
　　
　　但灰烬中找不到钻石，除非跪下来祈祷。影片最后的屠杀场面，无论你近一百分钟的心理准备如何，依然具有意想不到的震撼力。当一个接一个波兰军官，面对万人坑，被枪杀之前诵读主祷文：
　　
　　我们在天上的父——枪响；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枪响；
　　
　　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枪响；
　　
　　饶恕我们的罪，如同我们饶恕他们的罪——枪响。　　
　　
　　接着，瓦依达让他的观众沉浸在整整一分钟的黑暗里，向一个过去的时代致哀。他说，拍这部电影，是渴望人们的灵魂苏醒。渴望光来到黑暗中，引导我们走一条义路。
　　
　　
　　2008-03-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