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8月25日星期一

圣雄甘地语录

莫罕达斯·卡拉姆昌德·甘地(મોહનદાસ કરમચંદ ગાંધી,罗马字拼写:mohandās karamcand gāndhī,1869年10月2日—1948年1月30日), 也称作“圣雄甘地”。他是印度的国父,也是印度最伟大的政治领袖。他的“非暴力”的哲学思想影响了全世界的民族主义者和那些争取和平变革的国际运动。

  • 以眼还眼,世界只会更盲目。
原文:An eye for an eye makes the whole world blind.
  • 要活就要像明天你就会死去一般活着。要学习就要好像你会永远活着一般学习。
原文:Live as if you were to die tomorrow. Learn as if you were to live forever.
  • 生由死而来。麦子为了萌芽,它的种子必须要死了才行。
  • 国家都是由苦难中产生的。
  • 不使用暴力,是谦逊的极限。
  • 如果我们能发展意志力,我们就会发现我们不再需要武装力量了。
  • 无数的例子让我深信,上帝终将拯救那些动机纯正的人。
  • 祈祷不是要求,而是灵魂上的渴望。
  • 懦夫是不会有爱的,爱是勇者的特性。
  • 就是因为自己非常怕死,所以才会对别人的死亡流下眼泪。
  • 有信心,即不知道有失望。
  • 当我绝望时,我会想起:在历史上,只有真理和爱能得胜,历史上有很多暴君和凶手,在短期内或许是所向无敌的,但是终究总是会失败。好好想一想,永远都是这样。
  • 贫穷才是最糟糕的暴力。
  • 手段的不纯洁,必然导致目的的不纯洁。

马丁·路德·金语录

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1929年1月15日—1968年4月4日),基督教浸信会牧师,著名的美国民权运动领袖,1964年度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

语录

  • 我有一个梦,梦想这国家要高举并履行其信条的真正涵义:“我们信守这些不言自明的真理:人人生而平等”。
    我有一个梦,我梦想有朝一日,在乔治亚的红山上,昔日奴隶的儿子和昔日奴隶主的儿子能够同坐一处,共叙兄弟情谊。
    我有一个梦,有朝一日,我的四个孩子将生活在一个不以肤色而是以品行来评判一个人优劣的国度里。我今天就有这样一个梦想。
    • 出处:《我有一个梦》演讲稿
  • 智慧加上品格才是教育真正的目标。
  • 我们将以自己忍受苦难的能力,来较量你们制造苦难的能力。我们将用我们灵魂的力量,来抵御你们物质的暴力。我们不会对你们诉诸仇恨,但是我们也不 会屈服于你们不公正的法律。你们可以继续干你们想对我们干的暴行,然而我们仍然爱你们。你们在我们的家里放置炸弹,恐吓我们的孩子,你们让戴着KKK尖顶 帽的暴徒进入我们的社区,你们在一些路边殴打我们,把我们打得半死,奄奄一息,可是,我们仍然爱你们。
  • 手段代表了在形成之中的理想和进行之中的目的,人们无法通过邪恶的手段来达到美好的目的。因为手段是种子,目的是树。
  • 我们必须接受失望,因为它是有限的,但千万不可失去希望,因为它是无限的。
    • 原文:We must accept finite disappointment, but we must never lose infinite hope.

王怡:愿死者记得我们

敬畏感

在四川,当情感和内心的慌乱、灾难的尖锐性、余震的回响,甚至悲伤和怜悯的高潮都开始沉淀时,一个更尖锐的问题,摆在每个人的面前。媒体已在活着的众人面前记录了这场灾难;接下来,我们要如何在历史中记录这场灾难?我们又将如何惊魂未定地,向孩子们讲述这一切?

告诉他们,这是人类罪愆的报应?告诉他们天灾多为人祸?告诉他们这是绝对的偶然,人类的一切努力都可能在一个瞬间归零?或者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或者说,人定胜天,我们最终会战胜大自然?还是告诉他们,其实爸爸妈妈和你一样无知,一样渴求答案,一样盼望奇迹。

专家说,这一次,可能是陆地上发生过的最大能量的地震。在这种灾难面前,每个人的价值观,每种文化的回答,每一种讲述灾难的方式,都面临着被颠覆、被修正的可能。我们怎么去记录和讲述呢,连我们的语言都开始被震动了。

每一个证据勘验的故事里,高超的法医都会这样说,“死人是会说话的”。死者将告诉我们他希望我们知道的事。当我看见瓦砾下孩子们尸体的照片,就不可抑制地想到了法医的信心。近9万名死亡和失踪的生命,在这个鼎盛的时代,以各种姿势一起横陈在古老的大地上,或躺卧,或蜷曲,或跪立;他们的面容或镇静、或哀伤,或惊恐。我们若不能听见他们在说什么,我们如何记录,如何讲述?我们在死者面前,只是自言自语,只是一个劲地说自己的话。

如果512之后,何祚庥院士仍坚持认为,“人类无须敬畏大自然”,那这场地震对他而言,就没有意义。如果512之后,一位将军依然崇拜凯撒的名言,“我来了,我看见,我征服”,那么数万遇难者对他而言,就白死了。如果512之后,成都还坚持要在彭州兴建80万吨乙烯工程,那这场8.0级的地震对成都而言,仍然显得太轻微。

一个公民僵硬的尸体,要一个国家学会敬畏生命。一张死去的脸,要生者学习敬畏人的灵魂。一个死在教学楼里的孩子,则叫我们敬畏民族的未来。一座被摧毁的城市,要我们重新敬畏脚下的大地,和头上的星空。一片劫后重生的灾区,是要我们学习敬畏心中的道德律。

当灾难来自大地或天空的深处时,人通常有两种相反的回应。一是怨恨,一是感恩。怨恨是为我们失去的,如北川一震,毁去了一个县份超过650年的财政积累。但感恩是为我们得到的。在一场没有逻辑、不被理解、不可抗拒的灾难中,一部分同胞以承受苦难的方式告诉我们一件事,就像一个遇害者临死前拼命在地上划一个符号来告诉法医。那就是无论我们多么骄傲,多么强大,多么发达,我们拥有的一切,都可能在瞬间消失,

意思是说,我们并不是我们所拥有这一切的主人。就像20世纪著名的天主教教士卢云说的,“生命是一份应当去感激的礼物,不是一份紧紧抓在手中的财产”。

原罪感

90年前,一位内地会的苏格兰传教士陶兰斯,来到这次大地震的主要灾区,也是今天硕果仅存的30万羌族聚居的茂县、汶川、理县、黑水及北川一带。他令人惊讶地发现,羌族在服饰、建筑、歌调、婚俗和献祭仪式上,都与被掳巴比伦之前的古代以色列民族,非常接近。近年来在川西北一带从事慈善工作的华人学者梁燕城博士,也曾论及羌族在生活形态上与中东族群的相似。

羌族的献祭,如《旧约》 所记,是用没有凿过的石头筑坛,以全身完好、没有折断骨头的羔羊献祭。作为中国族裔的古老源头之一,羌人的献祭,不但饱含了对“天佑中华”的敬畏,也带有 强烈的赎罪意识。他们称天为“灵父”,根据陶兰斯的记载,羌族祭司杀羊之后,将血洒在祭坛上,说“我们洒血是为着我们的罪”。

根据羌族的口传历史,他们的先祖也生了12个儿子。1925年,陶兰斯给一位羌族祭司读《旧约》中的《利未记》第16章,这位老人兴奋地跳起来说,这就是我们失传已久的圣书啊。

羔羊是无辜的。用羔羊献 祭,表达的是人在造物主面前对自身罪过的承认,和对救赎的盼望。尽管陶兰斯的观点,在历史上有较大的争议性。但这次大地震降临到羌族聚居的地区,令我无法 不想起羌族人的羔羊献祭,和他们心中某种古老的原罪感。这种因着对生命、对宇宙秩序的敬畏,而产生的谦卑和对人心中的罪性与黑暗(台湾学者张灏称之为幽黯 意识)的体认,在中国的当代文化中,是一种非常稀罕的成分。到底是我们对不起这个地球,还是地球对不起我们?像一位诗人为受难孩子写的那样,“连地球也像 一个知道闯了祸的孩子,和我们站在一起”,向死者默哀?

当敬畏感仅仅指向人类自 身的性命时,灾难会带来一种对人的道德的圣化,连经历灾难也成为人类骄傲的本钱。在一些关于救灾抗震的报道里,我已看见这种对经历苦难的圣化,对战胜灾难 的骄傲是怎样弥漫的。一面,地震局反复强调说,这是无法预测的“不可抗力”,英文的意思就是上帝的作为(Act of GOD);另一面,我们却依然大力宣扬着“抗震”、“抗灾”的英雄主义。当敬畏感不能与原罪感相调和时,真正的悲悯,和对人类种种缺陷的反思,就一天一天被高音喇叭吞没了。

其实古文中,一系列以“示”为偏旁的汉字,都残留着先人以羔羊献祭的谦恭敬畏。如“祥”字,“示”部表示献祭和敬拜,“羊”是人献上的祭物。我们的祖先曾经这样期盼一个和谐社会,当人献上羔羊为祭时,这就是“吉祥”。

在一切灾难劳苦中,我们的确需要被安慰,但我们更需要先知般惊声尖叫、甚至略显偏激的刺耳声音。不然,就像以色列的先知耶利米,在国破家亡的时候,他却这样抨击那些只说安慰话的假先知:

“他们轻轻忽忽地医治我百姓的损伤,说,平安了。平安了。其实没有平安”。

使命感

5月12日下午,大地震发生后仅两个小时,一位江苏的企业家陈光标,就组织了60辆挖掘机、吊车等大型车辆和120多人的救灾队伍,决定向着四川星夜兼程,几乎与政府的第一支救灾军队同时到达灾区。

这是中国史上一个具有象征性的事件。显示出30年改革开放最伟大的成就,不是GDP, 不是高楼与股市,而是民间社会的孵化器。个人与个人,因着营利的、非营利的、宗教的、文化的和政治的各种原因,结合成一个个社团,从而形成一个网状的、多 元的民间社会。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治理”。在这样的社会里,政府的强制性管制,在人类共同体的“治理”中所占的比重是偏低的。而在一个相反的社会中,离 开政府的管制,我们就没有其他理解“治理”的方式。

512之前,我们活在一个普遍缺乏使命感的时代。少数人自以为担负着天下的使命,一谈使命,就难免与对他人的支配联系起来。而多数人以极端的个人立场为支点,认为天下滔滔,和自己没有任何关系。其实这两种都是骄傲的版本,也是绝望的版本。

当我在512的下午,从高楼上走下来时,还不知道震中在哪里。我第一个反应是,上帝啊,我们要如何交账?当一个人死在你面前,不是死在别人面前时,他人固然无权对你说,这件事你必须负责;但你也无法对自己说,这件事真的与我无关。

在绵阳三台中学,一位在地震时独自逃生的教师,被学校开除了。而都江堰光亚中学的老师范美忠,因为在网上撰文,述说自己独自逃生的经历,和认为地震时没有义务帮助学生逃生的看法,引起了轩然波澜。学校迫于舆论,也已停了范美忠的课。

对中国知识界来说,这也 是一个颇具象征意义的事件。一种仅以个人权利为本位的自由主义,在民族的苦难和激情中,发出过许多先知般冷静的声音,并固守着一个个人与群体的边界。然 而,这种轻易拒绝了高贵品质的自由主义,却无法在一件具体的苦难中,建立起我与他人、族群在盟约中的生命关系。花了多少年的代价,我们才走出了集体。但一 场不分青红皂白的大地震,却借着无辜者的血,叫我们发现,自由知识分子们正在丧失重新走入集体的勇气。我们可能守住了一个防止强制性闯入的边界,但我们同 时也失去了以爱的力量自愿打破这个边界的能力。

陈光标和范美忠,是这个时代青黄不接的象征。但在大地震的废墟上,我看见民间社会曾被强奸的使命感,开始死灰复燃。每一双紧闭地下的眼睛,依然看着我们,问:我们死后,你们怎么交账?

历史感

在各种地震博物馆的建议里,川籍学者查常平、作家魏明伦、冉云飞、建筑师刘家坤等提出的“5·12汶川大地震遗产保护计划”, 是一个深具历史感的呼吁。他们反对对地震遗址的深度清理,主张活着的人,付出一个再大也不会比死者更大的代价,来保留这场大地震的遗迹。包括“六大遗址、 三座纪念场所、三个中心、两个历史博物馆、一座志愿者空间公园”,形成一个从九寨沟到都江堰的“世界最大的自然遗产与文化遗产群址”。将我们的死亡、灾 难、忧伤和盼望,一一陈列在大地上。

作家萧伯纳曾说,“我希望世界在我去世的时候,要比我出生的时候更美好”。

我想死去的人也有权利要求,世界在他(她)死之后,要比他(她)活着的时候更美好。这是一种催生使命感的历史维度,真正的写作、治理、救助、关怀、经营和崛起,都是面向历史的。当年,麦迪逊和杰斐逊曾争论《宪法》是否应该每隔20年就重新制定一次。因为活着的人已经死了,新生的人凭什么要被一群死人统治呢?

如果活着的人和死去的人 不属于一个共同体。如果死去的人不值得我们低头默哀,不值得国旗为他(她)垂落,他(她)的遗体也不值得我们挖掘、埋葬;那么宪法的概念也就不能成立。因 为宪法在本质上是一个超越死亡的盟约,历史也是。就如小学五年级的阅读课文中,有一篇《地震中的父与子》,说1989年的洛杉矶大地震中,一位父亲在学校废墟上挖了36个小时,其他孩子的父母都伤心地离开了。他最终救出了儿子和其他14个孩子。这位父亲的信心,并不在乎他知道孩子一定活着,而在于他持守的一个誓言。就像他的孩子对同学们说的,“只要我父亲还活着,就一定回来救我。因为他说过不论发生什么,都会和我在一起”——无论发生什么的意思,包括了死亡。

个人的死亡是一个悲剧, 因为每个人的死亡都伴随着他(她)独特的苦难。但死亡本身是人类的遗产。换句话说,迄今为止人类的所有遗产,都是死亡留下的。埋在地下的人,告诉后人这是 我们的故乡,告诉我们不要轻易破坏埋过自己亲人的大地。换句话说,埋过我们亲人的大地,是不可征服、也不应当去征服的。

一个有历史感的社会,需 要改变它的发展方式。需要在其文化中呈现出人类的死亡。对于墓地,流行的逻辑是“不能让死人和活人争地”;对于宗教,流行的逻辑是“今天比永恒更值钱”。 不尊重前人的死亡,后人也不会尊重我们的死亡。于是死亡的痕迹不断在历史中被抹去,在一座翻新改造的城市中,人们看不见过去的死亡,也就看不见历史。换言 之,死过的人都白死了;将死的人也要如此。

这正是道德衰微、物质主义成为主流生活方式的原因之一。老实说,让13亿幸存者永远记得那些遇难者,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正如一位学者说的:

“让活着的人记住死者,对活着的人来说,是一种奢侈,面对无辜的死者,活着的人对生命总是亏欠的。我只有恳请无辜的死者记住我,因为,他们活着,永远活着,而我是将死的。我将属于他们,所以恳请他们记住我”。

一个缺乏历史感的社会,一定是一个记不住死者,死者也不会记住他们的社会。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楼倒了。发生过的事,最后就当没发生一样。

末世感

86岁的乞讨者徐超,向灾区捐出了他积攒的105元。

108岁的景颇族老奶奶梅普格桑,将她为身后事积攒的502元7角3分,捐给了灾区。

这当然是道德上值得褒扬 的个人抉择,但在我看来,这也是两个浸透了末世感的片段。白发人送黑发人,是一件使历史的意义遭受重创的事。无数孩子在地震中成群结队地死去,不只带来一 个对学校和建筑商如何调查追究的问题,更是整个社会对于未来的盼望,被深深刺痛的一个象征。当死亡循序渐进的时候,我们对未来还有一种假想的秩序感,看见 一个孩子呱呱落地,可以抚平三个老人离去的悲哀。我们以为世界就会一直这样,按着固定的程序运转。我们骄傲地以为,历史是源源不断的自来水,绝不会突然停 止、转身甚至倾覆。我们把自己赚来的一切想得太重要了,想当然地以为,连天地和造物主都应该和必须尊重我们的财产权。其实我们的发展观和价值观,我们对生 活方式的选择,都是建立在这个沙土的根基上的。

但大地震最触目惊心的,是死亡的普遍与突然,刺破了这种科学主义的秩序感。30年多前,一个叫罗马俱乐部的团体,发表了名为《增长的极限》的报告,指出人类的经济增长方式不可能持续,这一类对世界性灾难的悲观论调,在西方文化中从来没有少过,一方面,这些观点被高歌猛进的社会当作乌鸦嘴;另一方面,却因着好莱坞的电影而充满了全世界的卧室。512那天,我从无数人那里,听见对地震场景的最多、最贴切的一个描述,就是“好像一部美国大片”。

一个缺乏敬畏感、原罪感 和历史感的社会,对于未来,要么过于乐观,要么失去盼望。看过无数好莱坞的灾难片,我们从来都对美国人关于末日的描写嗤之以鼻,仅仅对灾难的场面大呼过 瘾。因为中国文化中,从来缺乏一个对末世的启示、描述和警示的传统。我们的世界观是生生不息的一个循环,似乎是一个永远不会破口的鸡蛋。所以直到今天,末 世都是一个令人恐慌的词,甚至被降低到社会学的意义上,成为与“盛世”对立的、一个叫人家不高兴的概念。

所以中国人无论经过什么 灾难,依然是最缺乏末世感的一个族群。我不敢奢望这场大地震的余震,将永远回响在我们灵魂深处,从而有助于改变这一点。事实上,末世是一个充满张力和盼望 的概念,正如哲学家齐克果所说,“绝望是生命得救的良药”。对今生的一个彻底的绝望,在永恒的背景下,反而带来对今生的一个积极的拥抱。就像对集体的深刻 的绝望,回到个体性的救赎道路上,反而会带来对集体的一个重新的爱的接纳。

一个最具有末世感的例子,就是马丁路德的一句话,“即使明天是世界末日,我也要走出门去,怀着永恒的盼望,亲手栽下一棵小树苗”。

已死去的孩子,已在天堂歌唱。或许他们很想差一个回来,告诉我们,如何面对历史,如何真实地记录和讲述这一切,才不会到那一天悔恨莫及。但生死有命,人鬼殊途。不是我们无法挽回他们,是他们已无法劝说我们。我们只能祈祷,愿死者永远记得我们,记得512之后这个国家做了和没做的一切,所发生的全部改变或死不改变;记得我们的愧疚,忧伤和敬畏,记得我们从此之后的生活方式,和各人或长或短的一生。

让活着的人被死者记住,让我们值得被他们记住。这是我在默哀中的誓愿。

2008-6-3

原载:《东方早报》6月4日,“汶川重建报告”专题

2008年8月23日星期六

小小羊:不要亂用與聖靈有關的詞彙

聖靈充滿?聖靈的洗?聖靈感動?反正都一樣?
別忘了,聖靈是上帝!小心十誡第三誡『妄稱上帝名號』的重罪!

現今已經有越來越多教會,不斷將聖經詞彙的意義進行大規模改變。
這很嚴重,會使我們對上帝真理的認識,進入偏差而不自知。
請參閱:『小心教會中名詞意義改變的現象』
http://blog.roodo.com/yml/archives/2772883.html


現今最喜歡講聖靈的,幾乎都是靈恩運動所到之處。
但很不幸的,最喜歡講聖靈的教會,也常是最不懂聖靈的教會。
他們講一大堆的聖靈教義,可是,卻常常經不起全本聖經檢驗、是錯誤連連的聖靈教義。
別的不講,單單一些很重要的聖經詞彙,都可以亂解亂用。
這樣一來,會產生很嚴重的後果。


在聖經裡,有很多經文,是『命令』。
牽涉到命令的部分,我們要很小心解讀與應用,否則會很嚴重。


為什麼?
因為上帝的命令,基督徒豈可不從?
這時假使我們錯解上帝命令,那我們會大膽行惡犯罪,還以為自己是在遵守上帝命令。


我示範一下一旦我們將命令進行錯誤連結時的嚴重性:


一、 早期美國人迫害印地安原住民
A、上帝命令:
以色列人進迦南地時,必需滅盡上帝規定的族裔。
『耶和華你神所要交給你的一切人民,你要將他們除滅;你眼不可顧惜他們』(申7:16)
B、美國人解讀:
美國清教徒=以色列人,印地安原住民=迦南人
C、結果
早期美國人光明正大殘殺印地安原住民,而且視為執行上帝使命。


大家會覺得這很荒謬、很可笑嗎?
問題是,當時那麼多敬虔的清教徒,真的就是這樣想、這樣幹的。
我講這些,不是在嘲笑那些敬虔的美國前輩。
事實上,假使我們認真研究當時清教徒的敬虔,我們會為這時代信徒對信仰的輕率羞愧到極點。
可是,敬虔人的錯誤,會給我們很大的反省與幫助,讓我們看見罪是何等的可怕,當人一不小心,馬上就會陷入罪的污染與誘惑。
當然,我舉的這個美國人迫害印地安人的例子,有點過度簡化問題的複雜性。
但是,我的意思是很清楚的:
假使我們將上帝命令,做出錯誤解讀時,這時我們每自認為執行上帝命令一次,事實上是在犯罪一次,而且很可能是大罪。


當時清教徒犯的解經錯誤是甚麼?
最基本的一個,就是:
誰告訴你『美國清教徒=以色列人,印地安原住民=迦南人』的?
聖經哪有這樣講?
聖經那能這樣類比?
這種類比,是不是已經越過聖經了?




二、 聖靈充滿
A、上帝命令:
基督徒必需被聖靈充滿(弗5:18)
B、解讀
聖靈充滿就是大哭、大笑、倒地、嘔吐、失控、電流通過、、、、、這類主觀感覺。
C、結果
凡是沒有這些體驗的,就沒有聖靈充滿;
凡是不追求這些的,就是不追求聖靈充滿;
傳統教會因為這些很少見,所以傳統教會不追求聖靈充滿;
我們追求這些,所以我們才是真正追求聖靈充滿的人;
我們擁有這些,所以我們才是真正回歸聖經的人。


這些情形、觀念與推論,對靈恩派弟兄姊妹而言,常常是理所當然,而且視為真理。
問題是,大家可知道,這根本就是嚴重誤解聖經,而且錯得離譜?
錯在哪裡?
請自己用『充滿』、『感動』、『洗』去搜尋聖經經文看看,聖經是如何使用這些詞彙的?
我敢保證,大家搜尋出來的結果,會跌破大家眼鏡:
一樣是講『聖靈充滿』,為什麼聖經講的意思,和靈恩派講的意思,差那麼多?


我承認,聖經有些詞彙,是可以互用的、彼此有強烈互換性的。
比方說:
主耶穌、耶穌基督、聖子上帝、、、、,這些,雖然強調的重點不同,但講的是同樣的。


但是我們也不能輕易就以為聖經的詞彙,都可以這樣輕易就互換使用。
比方說:
聖靈充滿、聖靈的洗、聖靈感動、聖靈恩賜、、、、、,這些,可不是隨隨便便就可以互換的。
更嚴重的是,這些詞彙是與『上帝名號』強烈關連。
身為基督徒,我們對上帝名號要非常敬畏,不要隨便亂來。
偏偏令人頭痛的是,錯誤的詞彙使用,已經大量在教會間流行了。
連牧師用這些詞彙都用錯、連牧師對錯誤的意思也毫無警覺,更何況是信徒?


如果,連這些基本的聖經詞彙使用,都可以亂成一團,
那麼,更複雜的教義真理,真能正確認識?
這也正是為何我們要不斷大聲疾呼:
回到聖經來!
用全本聖經做檢驗!


假使我們再繼續以為只要隨便聽到人家搬出聖經經文,就以為人家有聖經依據,
卻沒認真去看看對方是否亂解經文、斷章取義、胡解強解、甚至隨便亂引用,
那麼,我們怎能不被人家欺哄?


事實上,一大堆教導聖靈的人,自己都誤解聖靈經文、教導出聖經所沒有的聖靈教義時,我們怎能繼續這樣糊里糊塗亂信一通呢?


靈恩派的問題一大堆。
其中一個很嚴重的部分,就是『改變聖經詞彙意思』。
下次再遇到這種情形,請自己動手查聖經,看看人家是正確使用還是錯誤使用。
『聖靈充滿』這個詞彙是如此,『屬靈遮蓋』這詞彙是如此,『宣告』這詞彙一樣是如此。
違反聖經、不合聖經、亂解聖經的詞彙使用,我們就停止了,不要再用了,
不要讓扭曲上帝神聖話語、假借上帝神聖名號的各種錯誤詞彙與錯誤意思,在上帝神聖的殿堂裡,四處竄流。
教會,該是傳講上帝真理的地方,結果變成傳佈各種錯誤教導的地方,
我們對得起上帝嗎?


願上帝賜下力量給我們,幫助大家。

原文链接:小小羊園地:不要亂用與聖靈有關的詞彙

(王书亚)我们中间隔断的墙:电影《高度设防地带》

看这部西班牙电影,忽然对当年詹姆逊说第三世界的文本都是民族寓言,有些新的想法。电影是在墨西哥拍的,和我们一样,那里的中产阶级,开始聚居在城外具有 某种封闭性的小区里。所谓小区,也不小,已类似于一座城邦。如广州的碧桂园。就算小,也五腑俱全。医院、学校、影院,各种类似于市政的系统。在电影里,还 有教堂和墓地。
    其实到底是城邦,还是小区,有点难说。如果你买了一块足够大的地,有房产,有街道,有公共设施,住户们签下公约,修一道墙围起来,拉上电网。那么警察进来,要不要搜查证呢?住户们推选一位负责人,是叫主任呢,还是市长呢。
    单从产权理论说,一百平米是私人产业,一千亩也是私人产业。若这一千亩都是一家人的,外头立块牌子,警察就不能进来。一千亩上若有几千户 人,理论上也是一样,所以小区门口大多写着,“私人物业,非请勿进”。但人一多了,就不可避免公共性,每家人都有亲朋来往。从住户利益来说,放弃部分的财 产权利,来换取公共性,也就是我花钱买地,随便你踩;一般而言也是划得来的。
    每家人对小区公共用地和设施都享有权益,只要有一家人不同意向业主以外的人彻底封闭,小区的公共性就不可消除。因为对私有财产,必须适 用契约的一致同意原则,而非公法上的多数票原则。但在法律上,小区始终是私人产权,假设住户一致同意,他们能够“宣布独立”,成为一个微型的“城邦共和国 ”吗?在城门口设立守卫,没有搜查证,政府无权进入,就像无权进入普通的私人住宅一样。
    我倾向于认为这在宪法上是成立的。只是你需要坐下来,和政府谈各种公共设施的价格。政府用技术性的理由,就能使这个城邦共和国的乌托邦,因交易成本太高而落空。只是政府不能说,我不准你们这样。
    中产阶级小区的兴起,其实在私法与公法、私人自治与国家政治之间,创造了一个微妙的地带。不过这部得到威尼斯新锐导演奖的片子,并不把焦点放在这里,而是说,促使一群富人们,用高墙电网把自己封闭起来的世代,是一个什么世代?
    这是一个充满了先知咒诅气息的寓言。它夸大了小区的封闭性,假设一座完全隔绝起来的城邦。住户都是上层的中产阶级,他们签下盟约,从政府 那里取得自治权,也就是政府必须视这座小区为一项完整的私人财产,非经正当程序,不得入内。围墙内的幸福生活,与墨西哥城的贫穷凌乱,实在是两个世界。只 是一天夜里,狂风吹倒了广告牌,砸在围墙上,几个穷小子爬进这座香格里拉,入室抢劫,杀死了一位老妇。
    几声枪响,外面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住户们召集议会,决定不报警,自己找出藏匿在小区内的最后一个劫匪。因为和政府的协议中说,一旦发生 刑事案件,政府将取消小区的自治地位。一个警察想尽办法进来,调查真相。孩子们兴奋地流传着关于劫匪的说法。结果一个孩子16岁生日这天,在地窖中发现了 那个和他一样大的少年。
    他问父亲,为什么不告诉警方。父亲说,年轻时候哥哥被杀死,警方腐败,他指证的疑犯被放走,并得知他的地址,跑来打断了他的肋骨。这就 和97年前的香港电影一样,所谓“警察靠得住,母猪也会上树”。这些富人们,对政府和穷人都怀着深刻的恐惧感,他们在另一条路上越走越远,以少数服从多数 的理由,闯入议会反对派的家里,收走电话和手机;并试图贿赂警方,不惜代价维持这个中产阶级的乌托邦。
    主办警察是个有意思的角色,他先拒绝了贿赂,因他觉得受到侮辱。直到最后,他的上司进入小区谈判,赤裸裸地索贿。那个藏匿的少年追在警 车后面。他却最终将他遗弃在了这座“高尚社区”。大门外,少年的母亲等在那里,指控他“卖我的儿子得了多少钱 ”?这位曾渴慕正义的警察,实在羞耻难当,就因羞成怒,下车疯狂殴打老妇。
    一群中产阶级男人,持枪追逐少年小偷的镜头,是电影中真正令人羞耻的、关于这世界的一个寓言。甚至比他们在小区街头,动用私刑,最后将这位少年群殴致死的一幕更令人哀伤。
    私法和公法,两个世界,两个梦想,都弃绝了这个小偷。那个16岁少年,离开小区,带走了他在地窖认识的朋友的尸体。他母亲翻看纸牌,对丈夫说,我们都要下地狱的。
    导演说,从真正的意义上讲,墨西哥是没有法律的。你遇见麻烦,还是要自己想法搞定。他说,电影期望关注贫富分化、权力腐败在人群中造成的阻隔。
    但这不是一个墨西哥的民族寓言。而是关于这世代的普遍的寓言。
    其实好的电影都是寓言。有两种历史观,一种是资治通鉴,意思是历史本身没有意义,记录历史的意义是提供前车之鉴。另一种是希伯来人的历史 观,历史是一个高于历史的意志的展开。因此记录历史的意义,不是记录人的行为,而是记录透过人类行为得以展现的上帝的作为。换言之,在希伯来人的观念里, 一切历史、一切故事,在本质上就是一个寓言。
    而寓言的意思,差不多就等于预言。在圣经中,当真实的历史具有寓言和预言的双重含义时,就称之为“预表”。
    http://cache.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books/1/110193.shtml
  
   因此在后一种观念里,对一个虚构故事的最高评价,就是接近于一个寓言。
    寓言一定是普遍的,而不是民族的。换言之,“民族寓言”在本质上是反寓言的。民族寓言的意思,和电影中的小区一样,是人群中一道隔断的 墙。民族寓言的实质,就是一座巨大的男根崇拜。这就是所谓“第三世界文本”与经典本文的差异。它们一个是民族寓言,一个是历史寓言。或者说,一个是对寓言 的模仿,一个是寓言本身。
    这也是我们的奥运开幕式,和多数开幕式的差别。我们最强烈的叙述冲动,始终是关乎民族寓言的;我们对关乎族群的男根崇拜之外的叙述,永 远缺乏激情。我们中间,也有隔断的墙。贫富的,官民的,内外的。但我们的墙主要是人墙。在那个晚上,我们看见的阵仗,无论多么陆离,本质上还是人墙。换句 话说,对一个民族寓言的叙述,越是浩大,越证明你还是第三世界。
    我想这里的小区,其实比墨西哥的更气派。在这世代,我们写不出真正的寓言,我们相互设防,在宏大的叙事中仍然是彼此的人墙。
    
    
    
    2008-8-14


(王书亚)我们中间隔断的墙:电影《高度设防地带》